此后，虽经历了七五宪法的倒退，但七八宪法又恢复了部分内容，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
这需要遵循公平利用权的规范逻辑，从数据利用的风险控制以及成本负担两个主要维度展开义务性规则的设计。在数据开放的质量要求上，数据开放一般要求数据是原始的、机器可读的、及时的、可重复利用的，这对公共机构的成本耗费与管理体制提出了新要求。
例如，对具有全社会广泛利用价值的数据集应该免费，因为这类公共数据具备很强的普遍性和公共性。这既可以避免过多消耗行政资源，也有利于重要数据的开发挖掘，避免资源投入的无效率与不均衡。⑩ 但是，由于公共数据与传统物理性的自然资源在基本性质与用途上的区别，公共数据开放无法直接适用宪法上自然资源条款的制度逻辑。同时，从经济学的效率角度观察，合理的收费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体现行政收费的效率价值。实际上，从公共数据公平利用权的权利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反思并重新检视公共数据开放的既有规则与制度架构。
此外，简单开放数据集，并不能直接提高政府透明度，反而会分散人们对透明度的注意力、侵蚀信息自由。这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应当鼓励并允许公共机构基于公共目的参与公益性开发，同时注重限制和监督其直接下场进行营利性开发并分配收益的行为。仅框架性、粗放性地提出在限度内展开规范理解活动，并不能解决个案中的权利保护问题，也难以达到部分宪法学者所期待的、精准而不越权的非解释性的宪法适用(24)。
其二，将宪法本身的内容类型化，以部门宪法为指引的研究宪法立法实施的范式。刘承韪：《娱乐法的规范意蕴与体系构建》，载《政法论坛》，2019(4)：156。⑧有的宪法学者对民法典制定前一些民事单行法律中存在的具有合宪性危机的条款，似乎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宪法评价。赵万一：《再谈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载《清华法学》，2009(2)：82-84。
(2)该部门法原则是否同宪法文本中的其他条款具有明确的逻辑关系。(16)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载《法学》，2006(5)：59。
宪法权利经由民事立法的渠道，在民法场域得到了制度性的确认和保护。从形式上来看，立法机关在立法实践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宪法中所确立的权力分配规则，造成立法实施与宪法规定之间的衔接错位。依据前述确认规则，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刑诉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应当考虑提升为宪法原则。这一贯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维度：其一，内涵精神上的渗透，即公法中出现了具有传统私法意涵的内容、受到了传统私法精神的影响，私法中渗入了具有传统公法特征的价值取向。
(27)关于该历史进程的详细论述，可参阅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这种观点在宪法学者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层次的贯通是公法与私法发展中不可回避的互动方式，在具体展开时，(1)应当认可两者贯通渗透的必然性，并削减不同体系之间制度衔接的空缺。此外，还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在前述泛宪法论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如果将民法仅仅看作是宪法的实施法，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民法的适用难题时，宪法条文在民法场域的进入就成为理所当然，没有任何理念和制度上的限制，由此有可能衍生出的危机必然是司法权越权适用宪法或者续造法律。
其中实质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全然来自某种自然法意义上的假设，而是建立在社会与文化基础上的伦理和政治原则③，但因循社会现实变动的正当性与宪法的高度稳定性之间无疑存在逻辑上的冲突。二是由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所凝练的宪法内在精神，如结合《宪法》第26条改善生活生态环境规定与第33条尊重保护人权规定，衍生出宪法保障以人类整体发展为核心的关乎和平、安全、环境等要素的第三代人权的内在取向，为第三法域的立法提供内容导向。
但该路径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法院实际运用宪法精神和具体基本权利条款的技术不足、权力受限，因此，这种设想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该条款最初于1997年《刑法》中出现，虽然有学者提出该条款存在不当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内涵的疑虑(41)，但至今依然保留。
①秦前红：《依规治党视野下党领导立法工作的逻辑与路径》，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4)：7。同时，宪法以其精神与内容形塑了不同部门公法的价值结构，平衡并调适部门公法的价值定位，使之实现相互搭配、有机融合，整体完成具体化宪法条款的使命。社会法的内容主要是将宪法上的弱势群体保障要求转化为国家或社会的具体义务。反之，如果该部门法原则仅能通过宪法条款推引出其一部分内涵，那么完整意义上的该原则就只能依托于立法约束司法权、行政权，而难以调控立法权的活跃。另一方面，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本身其实也是在宪法的价值统合下实现的。(2)通过一般的原则性统合形成部门法的特殊原则。
以刑法部门的罪刑法定原则为例，《德国基本法》于司法一章的第103条规定定罪科刑需要以行为之前的法律规定为限度，在宪法层面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以便于刑法的具体展开。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本质上依然是主张宪法在民事审判中的直接适用，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宪法精神强行注入民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之中，这不仅会影响民法的安定性，而且会侵损民法由以维持自身存在的私法自治。
在公法中，宪法的价值取向侧重表现为围绕权力展开规定，为平衡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需求授予权力，并赋予其适度优先的级别，如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司法裁判的既判力等。从直观层面来看，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似乎并不直接涉及宪法在部门法中的实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衔接对于确保法律体系的一体化发展非常重要。
在此过程中，社会变迁的要素自下而上地注入该系统结构中，更具灵活性的部门法能够率先感应并予以反馈——在合宪性的空间内通过立法裁量实现对变更情势的囊括，在宪法词义的范围内实现对宪法条文意义的适当补正，这就是所谓的非解释性变迁。姜涛：《刑事立法的宪法边界》，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6)。
该情形展示了宪法干预的必然性。需特别注意的是，宪法制度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的直接解决策略是从宪法本身入手，以宪法文本的调适为基础手段。这一规制逻辑内在的自治价值恰恰同现代宪法原理中对扩展性国家权力进行防范的需求暗合，因而客观上对脱离宗教钳制、塑造民族国家、限制权力擅断具有促进作用。就宪法的司法实施而言，从全球宪法实施样态的角度，其固然可以产生同宪法直接关联的一面，如司法机关依据宪法处理涉宪争讼，但我国司法机关并无直接援引宪法裁断纠纷的权限，最终对司法机关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宪法立法实施的产物——法的规范体系。
(30)公丕祥：《国家治理与公法发展：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时代议题》，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1)：82。问题的症结在于：那些没有在民法中得到确认的宪法权利也有可能遭到民事主体的侵害，客观上有通过民法加以保护的必要，如受教育权(齐玉苓案)、选举权(王春立案)、宗教信仰自由权(英国的Blathwayt v.Baron Cawley案)等。
(36) (2)宪法保留的缺失使部门公法在国家机关结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方面整体成为宪法的全权代言人，宪法在部门公法中的实施成为形式实施。其次，公私法划分方式的存续与否将直接影响宪法的规制方式。
此外，随着社会情势的结构性变迁，新兴类型的法律部门开始出现，它们的性质定位模糊，具有交融性和领域性的特征，难以归入建立在公法、私法划分基础上的法律部门体系之中，这不仅造成法律部门的膨胀，而且开始冲击传统法域间的界限，进而造成宪法精神在新兴法律部门中的传递障碍。因此，在现代本土法治环境下，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频繁发生，秉持传统僵化的公私划分视角无甚必要。
在立法结构方面，宪法的影响体现在高度组织化的单独民法典被民事特别法分解的现象中。当某部具体法律的性质游移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时，它如何具体承接宪法的实施就需要再行商榷。在主张宪法属于公法的学者们中，部分观点较为激进的民法学者借此否定宪法规制私人领域的正当性，主张民法和宪法各自占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规制的帝王地位，认为如果否认民法的高度独立性，将开放性的民法纳入限缩性的宪法框架中，无疑会造成民法价值的丧失和活力的凝滞，因此，宪法应当将干涉私人交往领域的任务全部转移至民法。从立法逻辑角度分析，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是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
从宪法的角度来说，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效力是其对部门法进行价值统合的正当性依据和规范凭借，但是，宪法对部门法的价值统合必须建立在维持部门法自身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前提基础之上，否则，该种统合就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实际意义。统合前述，本文意图申明的立场是：与宪法的行政实施、司法实施相比，宪法的立法实施在我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果缺少宪法监督程序的保障，根据宪法在部门法中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实现，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第三法域内部数种法规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共性需要明确。
它能够在部门立法尚未颁布实施前，最大程度消解其中可能存在的大部分形式合宪性与实质合宪性问题。这是宪法在公法、社会法中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作为部门法条文理解和发展根基之一的部门法原则缺乏宪法上的确认和管控。
